时间:2019-01-19 09:47:32编辑:澄荣
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三、宣传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
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
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四、维新时期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
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
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
光绪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