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刀相向：乌克兰与俄罗斯300年恩仇录

期间强制性、掠夺式的粮食征购，导致农村粮食匮乏。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通过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这直接导致对农村农民利益牺牲的“合法化”。工业不能以充足的廉价工业品反哺农村，政府定下的谷物收购价格又过低，导致农民种粮无利可图。为摆脱困局，当局加快集体化步伐的同时，成立了粮食征购委员会。各地征粮工作队不仅征走人们的余粮，甚至连口粮也被席卷罄尽，政府暴力夺粮随处可见。这是造成1932～1933年饥荒的直接原因。

饥荒造成大量人员非正常死亡，苏联当局一直对此讳莫如深，把提及饥荒的消息称为“破坏活动”，予以严惩。斯大林对各地饥荒报告置若罔闻，拒绝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饥荒问题。

当时，敢说没有粮食，敢向斯大林本人直言农村农民不满和反抗的实际情况，并要求停止这种暴力征购、给自己的家乡增拨救济粮的人屈指可数，《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几乎是唯一的人。斯大林对此甚为烦恼，但又不想因得罪这位名人，暴露了在乌克兰和顿河地区征购粮食的真实情况，因而想出了安抚之计。1933年4月23日，他给莫洛托夫指示：“我认为，应当完全满足肖洛霍夫的请求，即给维申斯克人追加8万普特，给上顿河人――4万普特。这件事看来已经弄得‘全民’皆知，在那些地方发生了种种胡作非为事件之后，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挽回影响。多给四五万普特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可对这两个地区的居民来说，眼下却有决定性作用。”

但是，苏联政府一直对1932―1933年的严守秘密，一直继续执行粮食征购高指标、高限额的政策，并且对征购到高指标粮食喜形于色。1935年9月4日，卡冈诺维奇对于自己在乌克兰等地的征粮成果兴奋不已，1935年9月4日，他在致负责北高加索征购粮食的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透露出了这种喜悦：“今年粮食征购进展情况――这是我们空前的、非常惊人的胜利，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我们已经征购10亿普特粮食，再加上3.7亿普特的去年的余粮。乌克兰已结束了征购，一些边疆区也结束了征购。”

关于1932―1933年大灾荒中，乌克兰饿死人的数字多年来都有争论。现在大批档案解密后，似乎得到了一个大家大体同意的数字：在乌克兰，1932年饿死14.4万人，1933年饿死323.8万人。

这种人为造成的灾难自然加剧了乌克兰人的民族仇恨 情绪。这一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意识已经非常高涨，出现了许多民族主义组织和势力。二战期间，乌克兰极端民族主 义者斯捷潘班德拉甚至通过与纳粹德国合作来追求国家独立。而一些民族主义力量则组建起“乌克兰反抗军”，不仅 打击德军，同时也跟苏军、亲苏游击队作战。这些武装力量零星战斗直到1950年代。二战结束后，苏联对15个协助过 德军的少数民族执行“全民流放”，其中乌克兰20万民族主义者被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