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励精图治却身死国灭的明思宗

此时东南沿海的形势也不乐观。明朝末年海盗猖獗，日本浪人和中国海盗勾结，不断侵扰东南沿海诸县，烧杀劫掠。明朝政府多次前往清剿，但海盗流动性很强，而且扑而复燃，搞得明朝政府精疲力竭。后来，明朝政府采用了招抚海盗的办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招降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但随着国势的衰落，东南边防问题也越发严重起来。

国家的外事已是万分危急，朝廷的内部更是腐败透顶、混乱不堪。历代明朝皇帝疏于政事，造成了朝中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们掌握着残酷的“特务部队”一锦衣卫和东厂，有的甚至掌控明朝一些重要的军权，以此迫害异己，独霸朝堂。与他们相对的势力是明朝的文官集团，然而这些士子文人非但不是国家的救星，反而成为重要的掣肘力量。明朝的文官们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利益群体，他们相互结党，共同对抗“宦权”甚至“皇权”。明万历皇帝就是因为感到自己在文官集团面前无法有所作为，才一气之下罢朝，自此28年不上朝。这些自诩“清流”的文人，很多也和朝中的一些阴暗势力勾结在一起，其中有不少人还曾为权宦魏忠贤歌功颂德。

待到崇祯帝登基，他身前的大明王朝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蛀洞遍布，四下漏风，稍加外力便会房倒屋塌。即便崇祯帝胸怀大志、兢兢业业，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多疑自负酿悲剧

崇祯帝的不幸有历史的然因素，也有他自身性格缺陷所造成的问题，那就是他的多疑与自负。

崇祯帝的即位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他的父皇明光宗朱常洛并没有把皇位传给他，而是传给了他的哥哥朱由校。按照历代“父死子继”的传统，崇祯帝原本不会再有当上皇帝的机会。但朱由校荒淫早卒，且没有子嗣，于是崇祯帝幸运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崇祯帝自幼看尽了皇家的政治阴谋与争夺，加之即位过程如此波折，便形成了猜忌多疑的个性。而他一登基就扳倒了大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又让他对自己的能力和对未来的期望有了过高的估量。 

一心图强却赶上时运不济，国内外诸事无一顺意，这让心气颇高的崇祯帝有了挫败感。为了扭转时局，他更加苛刻地要求和约束自己，行为近乎极端，同时，他也以同样苛刻的标准要求臣子，幻想着他们能如自己一样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如果臣子们工作做得稍有不妥或者懈怠，崇祯帝便会认为这是臣子无能、不忠甚至有谋反之心。这种歇斯底里的心态使得臣子们人人自危，整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

崇祯帝在位的17年中，由于不信任或者反感，一共任免过50位内阁大学士，这几乎相当于宋朝一代大学士的数量总和，可谓旷古未有。同时，朝廷各部臣子也被他走马灯似的更换，其中包括17位兵部尚书（其中多人被他下狱处死或者流放）、16位刑部尚书、13位吏部尚书、13位工部尚书、8位户部尚书。在调配前线作战将领方面，崇祯帝更是毫无耐心可言。负责对后金作战的总指挥官接二连三地被裁撤替换，有的是因为某一场战役的失利，还有的甚至是因为进行战略防御而被崇袖帝认为是“怯敌”，于是予以罢免。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崇祯帝同样如此。与此相对，崇祯帝不断地诏令天下广荐贤才，自己则认定了身边的臣子无能和渎职。

崇祯帝对朝臣不仅任免频繁，而且奖惩刻薄。崇祯帝一朝，先后有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被委以军事重任。然而崇祯帝却让他们几乎无一善终，不是被迁怒处死（有的甚至遭到“凌迟”之刑），便是被逼上阵战死沙场，其余的则是孤军被围而得不到援助，最后或被俘，或倒戈投降。其中，崇袖帝因皇太极一个简单的反间计而冤杀“国之屏障”袁崇焕，则是最为著名的“自毁长城”的行为。

多疑与自负的性格使崇祯帝无法建立对臣子的信任，既做不到知人善任，客观评价臣子的能力，又做不到用人不疑，宽恕臣子的一时失误。在内忧外患并起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帝还沉浸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的怀疑自责等复杂情绪中，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越陷越深，终于难逃“亡国之君”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