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事件过程结局简介七君子是哪七人？

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沈钧儒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钟，检查官才炮制出了“起诉书”。

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入人以罪。”曾任律师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年6月10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当局见事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

他们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21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狱；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他们不可能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接洽”。“起诉书”却无中生有地把西安事变列为他们的“罪状”之一。法院当局借口救国会曾于11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