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

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

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

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

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

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

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

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

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

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

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

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

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

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

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

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

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