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宗教法庭有什么作用？宗教法庭存在有什么意义？

伟大的法国改革家加尔文，是日内瓦地区的专制统治者（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精神上）。当法国当局想要绞死迈克尔·塞维图斯（西班牙神学家和外科医生，因担任第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贝塞留斯的助手而成名）时，加尔文不仅为虎作伥，而且当塞维图斯成功越狱逃往日内瓦时，他又将这位出色的医生关进了监狱。在漫长的审讯后，加尔文完全不顾塞维图斯作为科学家的名望，对他处以火刑。

战争就这样持续着。关于这方面，我们只有一小部分可靠的数据。但总体来讲，新教徒先于天主教徒对这场游戏产生了厌倦。大多数诚实的百姓因宗教信仰不同，或被烧死、或被绞死、或被砍头，成为精力旺盛但凶猛残暴的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近年来，人们才开始谈论起“宽容”（长大后，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然而所谓的“现代社会”的人们，也只是对自己不太感兴趣的事情宽容。他们对一名非洲土著宽容，不在乎他会变成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因为不论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对他们无关紧要。

但当他们听说自己的邻居是一名共和党人，他本来还支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的他们，却加入了赞成废除关税的党派，这时他们就不再宽容，而是对这位邻居大加谴责。他们的谴责跟17世纪某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在得知自己敬重的好友沦为异端邪说的牺牲品时所说的话如出一辙。

直到不久前，“异端邪说”都被视为一种疾病。如今，人们一旦发现有人不注重个人卫生，家里邋里邋遢，还让自己和孩子有感染风寒和其他可预防疾病的危险时，就会向卫生局报告。然后卫生局的官员会招来警察，把这个威胁社会安全的人带走。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个公开质疑天主教或新教基本教义的异端分子，会被当成比伤寒感染者更恐怖的威胁。

伤寒可能（而且非常可能）会毁掉人的肉体，但在他们看来，异端邪说会摧毁人们不朽的灵魂。因此，提醒警察留意那些会扰乱现有秩序的异端分子的出现，是每一个良好市民的责任。那些没有尽到责任的人，就像发现自己的室友感染了霍乱或天花却没有给最近的医生打电话一样。

在以后的日子里，你们会听到很多关于预防性药物的消息。简单地说，预防性药物就是帮助医生在患者生病以前就进行预防，如此循序渐进，直至治愈患者。和传统方法相反，医生们研究患者及其在身体状况良好时的生活环境，排除所有可能致病的因素，告诉患者要及时清理垃圾，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还会给他们提一些保持个人卫生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来到学校，告诉孩子们如何使用牙刷以及如何预防感冒。

但在16世纪，人们认为威胁灵魂的疾病比肉体的疾病更严重（我一直竭力向你们证明这一点）。因此，他们组织了一个预防精神疾病的体系。一旦孩子们到了能够书写的年纪，就会被灌输关于“真正信仰”（并且是唯一的真正信仰）的若干准则。这件事并非没有益处，它对欧洲人的总体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于是，新教徒聚集的地区很快布满了学校。他们用大量的时间来解释“教理问答”，但除了神学之外，他们也传授其他方面的知识。他们鼓励阅读，同时也促进了印刷业的蓬勃发展。

天主教徒也不甘落后。他们也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上，罗马教会在新建立的耶稣会上发现了一位可贵的朋友兼同盟。这个著名组织的创立者是一名西班牙士兵，他一生都在从事着并不圣洁的冒险。许多从前犯过罪的人都被救世军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所在，决定将余生致力于帮助与安慰那些不幸的人。这名西班牙士兵也一样，他改信了天主教，认为自己有义务为教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