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李贺竟是好色之徒

除此之外，他还倾心过活泼可爱的商女。看李贺的《湖中曲》：“蜀纸封巾报云鬓，晚漏壶中水淋尽。”在荆襄之时，为他倾心的少女写情诗表达爱慕，更有《石城晓》一诗，为我们展现出他与少女初次幽会的情景。写那些东都名妓的诗歌，大多都是浓妆艳抹和缠绵凄婉的风格，而写商女的诗风格又不同，看上去天真烂漫，清新婀娜。

看遍唐诗宋词，这类儿女情长的诗词不胜枚举，看似古代的文人骚客没有一个不“好色”的，就连李贺也不例外，那么，李贺真的是常人眼中的那种“好色”之徒吗？我认为不是，我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道德才情这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唐自“安史之乱”之后，强藩相继并起，朋党之争交恶，社会动乱，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裂变，那时大多人奉行的是享乐主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和情绪甚嚣尘上，风靡于世，朝野更甚，以至于权贵之家竞相腐败，所谓纳妾蓄妓，朝歌暮宴已是常态，为了攀高谒贵，希望仕途平顺的文人墨客也难免会身陷其中。少年李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被韩愈看重而被誉为“神童”，他的才华让他名满天下，他最渴望步入仕途大展宏图，因为他本身就是“宗室贵胄”，重整家声理应成为他为之奋斗的目标，权贵邀请他去参加上流社会的盛宴，对于李贺来说，这么好的机会他岂能错过。客居他乡，又置身于花柳丛中，偶遇佳人，自然有男欢女爱之事。

好色之徒却不同，他们是见一个“爱”一个，碗中一个，盘中一个，见花就摘，没完没了。显然李贺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能够出人头地才混迹于那种场合的，当希望成为失望时，他第一件事就是急于返乡，归心似箭。

有人说，李贺是因为山穷水尽，身无分文不得已才回家的，否则他会继续留在粉黛中逍遥快活。其实李贺“不差钱”，但他也绝不是贪财之人。李贺的作品当时也是一字值千金，随便一首诗，就有人不惜重金购买，尤其他当时就在将他的墨宝视为珍宝的权贵圈里，出入画阁兰堂，就算养他一个文人，那也绝不是问题，李贺若真贪财好色，若不爱自己的妻子，就没理由离开东都而回他的“寒舍”。

李贺虽然写过一些爱情诗，甚至是写除了她妻子之外的红颜，但我们也不能以现代婚姻家庭的观念粗暴地评价和否定他。李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写了很多女人，但他笔下的女人没有一个是轻浮轻佻的，反而让我们觉得她们都是那么的纯清庄重，诗人态度之热忱、精神之伟大，皆符合道德原则。

李贺的《有所思》、《染丝上春机》、《洛姝真珠》、《春怀引》、《夜坐吟》等诗 ，其中有诗人真挚的心思，也有对恋人深切的思念，更不乏对那些身处不幸之境地的弱女子的同情和怜悯。

伟大的作家其写作之基本态度是同情，其写作之基本精神是爱，尤其是对那些陷入困境的不幸者和底层人的无限的同情。譬如对“妓女”这种被损害与侮辱的不幸者，他们都怀着怜悯和同情的态度，因为内心充满了圣洁，所以在他们眼中尽可能的看到的是美，他们怀着敬意写她们的无辜和不幸、善良和纯洁，写她们被罪恶和黑暗掩盖的伟大和洁白，而不是释放只有扎根于俗子灵魂中那些无法消除的龌龊和丑陋。

也有学者说，古代（指唐宋）的“妓女”和现代的“妓女”不同，前者是才貌双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去那里的才子不单纯是为了寻花问柳，更多的是为了“陶冶情操”；而现代的“妓女”只会解衣宽带，即使她们的服务对象是一条狗，只要给钱，对她们来说都一样。老实说，这种态度让人心里很不好受，她们生来就是“妓女”吗？即使现代也不会直呼“妓女”这个带有侮辱性的字眼，而是称为“失足女”，所以如此，即也包含了对她们起码的尊重，而不是歧视和贬损，起码还有些人道精神。她们的自贱和自轻、不幸和心酸，难道不应该得到同情和怜悯吗？蔑视或以道德之义愤对一个沦入不幸之弱者，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伟大的作家不会以轻慢的态度对待待弱者，尤其是陷入不幸的女性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