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弑父淫母”是真的还是被抹黑了？

《隋书·炀帝本纪》中的记载更为简洁：“(仁寿)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八月，奉梓宫还京师。并州总管汉王谅举兵反，诏尚书左仆射杨素讨平之。”

矛盾之章

《隋书》纪传部分，由魏征主编，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的修史水平是较高的。主要是因为修史当时离亡隋时间较近，当时还存有数十卷《开皇起居注》等。参与撰写者均是当朝文章翘楚。据刘知几《史通》说，参与撰写《隋书》还有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

由于各自的经历、学识以及观察问题的立场不同，对同一件事的表达方式、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也就出现了序论与列传说法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章节。比如，《隋书·后妃列传》与《隋书·杨素传》中就出现了杨广“淫母弑父”的情节。杨广调戏宣华夫人是引发“弑父”的导火线。有以下几个疑点：

昔日杨广在藩，行夺宗之计，以宣华夫人为內助，且颇得力。炀帝与宣华夫人关系密切、感情也深。宣华夫人死后，炀帝曾作《神伤赋》。既然如此，宣华夫人就不可能在此关键时刻，到一个行将就木的隋文帝面前告杨广的状。这是一。其次，宣华夫人起身更衣，当有宫女侍候。一向以“矫情饰貌”著称的杨广不会在此时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再次，杨广与宣华夫人、容华夫人的艳史在后人看来具有太多荒淫之处，但在当时却很平常。

因为隋皇室的祖先是鲜卑化的汉人，多与鲜卑人通婚。鲜卑的婚姻制度大体上保留了及父兄死，后母与嫂从子弟配等风俗。隋唐皇室中多有行鲜卑人以继母为妻、以寡嫂为妻的婚俗事例。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隋唐文化本为一体，此说同样可以解释隋朝的诸多“乱伦”事件。

炀帝正说

檄文是一种军事文告，是出征前的战书。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中称：“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之者也。”所有文檄，皆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捉刀代笔。

在构思和遣词造句上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笔调为主，不像志书以事实准确为前提，说一些以偏既全、捕风捉影的事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均与执笔者的品格与修养相关。祖君彦可以罔顾事实，编造杨广弒父淫母的罪状，生活在同样兵荒马乱环境中的魏征却做不到，魏征不说妄话。

再比照一下另一篇著名的檄文，也就是骆宾王所撰著名的《讨武曌檄》，文中指责武则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据《旧唐书·外戚传》载，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之后，陆续杀死侄儿武惟良、武怀远和姊女贺兰氏。兄武元庆、武元爽也被贬谪而死。但史书中并无武则天谋杀唐高宗和毒死母亲的记载，说明“弒君鸠母”是胡乱编造的谎言。

人们也许应该意识到，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言辞精巧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几句，也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出处，其影响是难以泯灭的。

《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魏征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魏征对亡国之君隋炀帝发出无限感慨：“史臣曰……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

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