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1-14 10:21:38编辑:佑槐
迁汴之后,北顾大元之朝日益隆盛,智识之士孰不先知?方且狃于余威,牵制群议,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曾未数年,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里,其能济乎?再迁遂至失国,岂不重可叹哉!
刘祁:宣宗立于贼手,本懦弱无能,性颇猜忌,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其迁都大梁可谓失谋。
向使守关中,犹可以数世,况南渡之后,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践志报会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岁月。由高琪执政后,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气不得伸,文法棼然,无兴复远略。
大臣在位者,亦无忘身徇国之人,纵有之,亦不得驰骋。又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群下尽力难哉。故当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谨守簿书而已。
为将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荣幸宠,无效死之心。幸臣贵戚,皆据要职于一时,士大夫一有敢言、敢为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启天兴之亡也。
李慈铭:惟宣宗一败之后,即迁汴都,为大失计耳。
辨金之亡,不咎宣宗轻弃燕都,而摭拾浮谈,亦为非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