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回忆外交官生涯

很多报纸也都发表社论称赞邓小平。《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是“离不开的冀先生”，他们主要不是夸奖我的翻译技巧，而是说美国缺少像我这样效率高的译员，只好依靠我沟通双方。

虽然美国很快就致力于培养它自己的中文翻译，但直至20年后的今天，当克林顿总统访华时，美方的译员还是一再受到批评，说翻译得不好，技巧不高等等。

说句公道话，我的情况跟所有译员都不同，我虽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我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但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我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换过来，就很难找到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的美国人。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他和周恩来总理一样，工作都非常严谨。在和美国国会议员见面时，有些议员如杰西·汉姆斯参议员，就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如台湾问题。

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都态度庄重而坚定地予以答复，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永远不放弃使用武力。因为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能放弃台湾，宣布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总的来说，包括电视采访和其他美国记者对邓小平的采访，气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礼貌的。

邓小平到达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国宴实际上是对待国家首脑的规格，被邀请的人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国宴上还有一个乐队演奏传统音乐。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乐队就走到第一桌的邓小平和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

卡特就站起来，致欢迎辞并祝酒，邓小平也回礼。我为他们两人翻译，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邓小平旁边。当我不停地翻译时，也想办法吃了些东西。这比我第一天在美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家中翻译时舒服多了。

在第一桌就坐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

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儿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卡特当时也正在听着邓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的浪费，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残了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我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成为少数幸运人之一，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即使这样我也下放农村劳动达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