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文革期间第一个告御状的人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另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年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 前车之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这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的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信是寄出去了，可李庆霖的心却忐忑不安，他担心这封信无法送到毛主席的手里，即使送到了，毛主席也不可能有时间回信。再加上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莆田县城内发生了一起知识青年因在大街上以匿名贴大字报攻击上山下乡运动，而后被抓起来狠狠批斗的事件，李庆霖担心上书的事一旦被造反派知道，不但自己挨批，连儿子在乡下的日子会更加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