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务农

在毛泽东“最新指示”的号召下，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展得生机勃勃，一批又一批虔诚天真的中学生，在狂热的口号声中，争先恐后地奔向广大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差距，理性与冲动总是一种矛盾。当绝大多数的热血青年冲向祖国的边疆和农村时，也有不少城市青年有抵触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与当时我国的政策时紧时松和不稳定性有关。

中央在制定下乡青年的政策时，是要顾及方方面面的，既要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且要办得轰轰烈烈，又要兼顾到某些具体的实际情况，比如残疾人和身体确实不好的人以及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照顾的人必须留在城里。

可就是这些特殊的政策往往制约了上山下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1970年到1972年的3年时间里，政策规定只要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孩子下乡，其余的都可以留在城里。

到了1973年，中央的政策又变了，即无论家庭的孩子有多少，都只能留一个孩子在城里，有的地方甚至连独生子女都要求下乡。

政策对一般的家庭来说，谁去谁留主要是根据其政策背景和青年的特长及成分来决定的。

政策背景指的就是政治背景，即家庭成分，出身好的，本人表现不错，是团员或党员的，则可享受政策照顾，他们可以在农村锻炼一段时间之后由群众推荐，或进大学深造或进城参加工作，相反，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则没有任何理由可照顾，毫无理由地被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以此来脱胎换骨，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校学习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在“文革”以前，有可能被照顾上大学深造，“文革”以后则不同，学习成绩再好，只要你家庭出身不好，你的唯一出路就是到农村去。

反过来，即使是学业很差的毕业生，只要你根正苗红，都可能被保送上大学，“白卷先生”不大有人在吗？当年有部电影叫《共大花开》，一位几乎一字不识的苦大仇深的农妇，把她刚刚学会的一句话一一“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写在一张白纸上，就被录取上了 “共大”（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而那位满脑子“马尾巴功能”的老教授却被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都是那个年代闹出的笑话。

正因为政策的不合理性和不确定性，给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来难度，走关系、搞特殊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某些掌握着地方权力的领导者，总是利用手中的特权搞特殊的照顾。

据《人民曰报》报道，江西某县委书记的女儿高中毕业后，某单位的掌权人借口考虑到她的文艺特长和爱好，把她招进本单位从事文化工作，只是当这个县委书记知道后，认为自己的子女不能搞特殊才没有得逞，后来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也被送到了农村接受“再教育”去了。

当时在甘肃兰州的传媒就有这样的报道：

有的干部做得太离谱，以致利用他们的职务之便，或各种关系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城里，或将他们从农村抽调回城。

安徽合肥有位领导人曾经公开地说：曾有一段时间，合肥市的一些干部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参与了不健康的“开后门”活动，在教育青年人到农村去的问题上，我从来不搞任 人唯亲，不论谁来说好话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