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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朝廷一次就向馆陶县、魏县、永济县、临济县派遣四名京官担任知县,将行政权收归朝廷。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又下令节度使属下所有支郡都直属中央政府,藩镇辖区仅限本州府。同时以朝臣出任州府长官,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无法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了。
为了制衡藩镇在各州府一级政府的势力,乾德元年四月,朝廷开始在州府设置通判一职,专司对州府官员的监察。乾德元年七月,赵匡胤下诏令政府要员推荐通判人选,一次就提拔43人出任藩镇治下的州府通判。五代以来,节度使大多派自己的亲随担任县一级政府的镇将,与县令分庭抗礼,效忠于藩镇。为此,朝廷在县级政府恢复设立县尉,负责司法、缉盗、民兵训练等事务,与县令一起对州府长官负责。
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朝廷的文官系统很快渗透到藩镇的官吏系统之中,不断蚕食藩镇的势力范围,削弱藩镇的职权。
第三、精选兵员,兵归禁军。建隆元年七月,赵匡胤诏命检阅京中禁军,挑选其中骁勇善战的兵士升为上军(提高待遇),老弱病残的作为“剩员”转为杂役或逐渐淘汰。同年,下令各州府长官选送精壮士卒输往京城,补充禁军兵员。又精选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将他们派往各地依样征募,由地方政府对其训练之后编入禁军,以后遂成为常态。如此,各地精壮士卒几乎全都汇集到禁军,大大消弱了藩镇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收其精兵”的效果。大宋朝军队在扫平南方割据势力的征战中鲜有败绩,与精兵尽归禁军不无关系。
第四、整顿禁军,权归皇帝。这是第一次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登基前为殿前都点检(禁军殿前司统帅),其政变成功全赖禁军将领的支持。政变成功的同时,他也意识到来自禁军将领的危险。登基伊始,论功行赏,原禁军将领全部得到重用。而原本与赵匡胤职位不相上下的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两位最高将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则被派往远离京城的外地带兵。经过一番调整,禁军兵权全部掌握在赵匡胤的亲信手中,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也在随后平定“二李”的征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赵匡胤认为,由自己的心腹带兵,政权已足够稳固。但是赵普却深以为虑,多次请求将他们外调。赵匡胤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你有什么可疑虑的?”赵普答: “我也不担心他们反叛。但是我观察他们都不是统御之才,不能控制属下。万一他们的部下作乱,事情恐怕由不得他们自己。”于是建隆二年(962年)七月的一天,赵匡胤诏石守信等人饮酒,酒酣之际言道:“没有你们我当不成皇帝,可是当皇帝也很难啊,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活,早晚连个好觉都睡不得。”#p#分页标题#e#
石守信等忙问何故,赵匡胤说:“这不难理解,皇帝这位子谁不想坐。”石守信等叩首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二心?”赵匡胤回答:“你们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手下贪图富贵,一旦黄袍加身,你们虽然不情愿也不行啊。”石守信等流着眼泪求皇帝指一条生路,于是赵匡胤说出这样一番道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到大的行政区做节度使(出守大藩),买一些上好的田地,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我与你们结为亲戚,君臣无猜,上下相安,这不很好吗!”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将领便称病请求辞去军职,赵匡胤任命他们为节度使,后来又与他们结为姻亲。
第一次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以大藩节度使的利益为诱饵,换回了禁军的指挥权。此后对禁军进行改造,将侍卫亲军司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原来的殿前司合成“三司”(也称“三衙”)。三衙的指挥官(都指挥使)地位相同,互相牵制,禁军将领合谋作乱的威胁被基本解除了。
第五,收司法权,法归有司。建隆三年(962年)三月,赵匡胤对宰相说:“五代时期诸侯藩镇专横跋扈,经常枉法杀人,朝廷置之不问,刑部的职权几乎废掉。自现在开始,凡是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抄录案卷奏明朝廷,交刑部复审。”这条规定相当于现代的死刑复核制度,杜绝了藩镇铲除异己的行为。开宝六年,又下令禁止藩镇以牙校处理地方刑狱,收回了一般案件的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