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的前因后果

宋太祖即位后，接受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以免重蹈晚唐五代灭亡之覆辙。建隆二年(961)，太祖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宿将饮酒，劝谕他们释去兵权，这是消除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开宝二年(969)，太祖又宴请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劝使罢镇改官，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这就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对于宋太祖这一行为，世人皆以为赵匡胤得了天下以后，惟恐功臣会学他的样子谋反作乱。于是借饮酒之际劝说武将放弃兵权，从而稳定了江山。根据史书记载，“杯酒释兵权”事件确实发生过，而且发生了两次。但是如果认为宋太祖通过这两次事件就成功解决了来自军队的威胁，其实杯酒释兵权是一种误读。

宋太祖即位之初，国家有两股军方势力。一是禁军势力，即由中央政府直属的主力部队(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总兵力不足20万人;二是藩镇势力，即由驻守各地的藩镇(节度使)统领的军队，人数并不确定。经历过五代时期藩镇作乱，靠军队支持夺取政权的赵匡胤，深感军权旁落对政权的潜在威胁。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和九月，赵匡胤登基后不久，两个实力派藩镇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相继拥兵反叛。

赵匡胤亲率精兵良将出征，至十一月方将叛乱平息。此后的一天，赵匡胤与心腹谋臣赵普有一段很著名的谈话。赵匡胤问：“自唐末以来数十年，帝王换了八姓，国家战火不熄，生灵涂炭，这是什么原因?我要平息天下的兵火，为国家谋一个长治久安之计，应该怎样做?”赵普回答：“陛下考虑到这些，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这没有别的原因，方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根治，唯有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太平了。”稍夺其权即逐渐剥夺藩镇的权力，制其钱粮即控制藩镇的经济命脉，收其精兵即收取藩镇的精兵良将，这三大方针成为宋朝解决藩镇问题的基本国策。

事实上，赵匡胤即位以后，便立即着手抑制武将势力。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前后进行了近二十多年，延续到宋太宗时期。大致有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移镇。移镇类似于现代的异地交流，命藩镇移镇以防止其原地做大，形成割据势力。赵匡胤是靠禁军将领的支持登上帝位的，即位之初对禁军将领加官进爵，并依靠他们打击那些不服从中央政府的藩镇。而对那些服从中央政府的藩镇，赵匡胤采取了传统的移镇措施。

建隆元年(960年)击败李筠后不久，朝廷先后命令李继勋、袁彦、杨承信、张永德、杨廷璋等六个节度使移镇。第二年，又命功勋卓著的节度使王景、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移镇，同时免去慕容延钊、韩令坤的殿前司、侍卫亲军司统帅的职务。通过频繁移镇，藩镇远离了长期经营的根据地，失去了拥兵自重的资本。

第二，文臣代镇。即以文臣易武将，收州郡之权。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后，朝廷派文臣晷居润权知镇州(今河北正定，原李筠的辖区)，开州府文官代替藩镇武将(节度使)之先河。此后，凡节度使退休、死亡、迁徙、遥领的州府，皆以文臣治理，不再任命节度使。对比较大的州府重镇，往往派亲信重臣任职(类似于现代的高配)。

如建隆四年(963年)平定荆南、湖南后，任命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今长沙)，枢密直学士兼户部侍郎薛居正权知朗州(今常德);凤翔节度使王景死后，以枢密直学士、尚书左丞高防权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镇国军节度使李崇矩免官，华州之地便不再设节度使，改派知州管理。

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管辖若干州府，统领数州政务，其驻地之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藩镇大权独独揽，上马统军，下马治民，州、府、县级官员多由其亲信担任，形如独立王国。北宋开国，逐步向藩镇管辖的州府派遣地方官，命藩镇辖区内的支郡直接隶属中央政府，压缩藩镇的势力范围。如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府，将政事委任给牙校(低级军官)刘思遇处理，专恣不法，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