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妖书案”事件过程介绍，“妖书”真正作者是谁？

万历朝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便是所谓“争国本”，也就是明神宗的继承人问题。明神宗的皇后无子，按礼制，皇长子朱常洛应该被立为皇太子，然而明神宗却因为宠爱郑贵妃，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

而将维护礼制视为天职的朝中大臣自然不会坐视明神宗废长立幼的违制行为，于是双方冲突不断，奇案迭出，妖书案便是其中之一。从发生到破案，妖书案始终与朝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疑云重重，妖书案也因此成为千古之谜。

所谓“妖书”，实则是类似传单的揭帖，是一种匿名的政治宣传品。万历朝的妖书案，影响较大的有“忧危议”妖书案与“续忧危议”妖书案，内容都与太子地位密切相关。

德化瓷塑·达摩渡江 “达摩渡江”像，光头大耳，髡发浓眉，目光炯炯，俯视江水，江水浪花翻腾汹涌，袍服在风中飘动，塑得生动逼真。

万历十六年（1588），河南人吕坤任山西按察使，以饱学之士自居的他把历史上的“烈女”事迹编成一本书，名为《闺范》。这本书刊刻后流行很广，不久便由太监传入宫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得到此书的郑贵妃命人增补了10余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终篇，并加写一篇序文，嘱托其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书名改为《闺范图说》。

不料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人托名“燕山朱东吉”撰写了一篇《闺范图说》跋，题名《忧危议》。托名“朱东吉”，意为东宫大吉。题名《忧危议》是因为吕坤曾上过一个奏折，尾句有“敬上忧危之疏”之语，因此“借其名以讽”。《忧危议》主要说吕坤的《闺范图说》首载汉明德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客观上是适应郑贵妃想登上后位的需要，而郑贵妃之所以要重刻此书，目的在于想为立自己儿子为太子制造依据。《忧危议》出现后很快传遍京城，搞得满城风雨。

吕坤得知自己被卷入是非之中，急忙写了《辩忧危议疏》向皇上辩白，声明自己撰写《闺范》的目的只是为了“明女教”，与郑氏刊刻的《闺范图说》没有关系。神宗看到事情牵连到郑贵妃，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称《闺范》一书是他亲自推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并在谕旨中轻描淡写地作出结论：“这事朕已洞知，不必深办。”

神宗下令不必深办，不是对编写《忧危议》的人怀有宽容之心，而是担心此事追究起来，郑贵妃难脱干系。不过，神宗并不想就此放过制造妖书的人。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看到《忧危议》后，怀疑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和全椒县知县樊玉衡所为，因为戴士衡曾弹劾吕坤，说他“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而樊玉衡则曾在要求册立太子的奏折中指责皇贵妃“不智”。神宗得到郑氏报告后，当即半夜传旨，将二人下诏狱拷讯，最终二人均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十一日早晨，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口，都被放上匿名书一帙，封面题名“国本攸关”四字，而第一页第一行上赫然写着“续忧危议”五个大字。自称“续忧危议”，就是在表明此文是续“忧危议”而来。书中托名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的含义，乃是指郑贵妃之福王（朱常洵）将成为太子。

与《忧危议》相比，《续忧危议》的言辞更加激烈。《续忧危议》抓住皇太子岌岌可危的处境大做文章，指责郑贵妃企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书中称，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乃是出于迫不得已，但太子居住的东宫规制都不具备，因此储位未妥，国本未固，他日必将改封。而一旦改封，因为母爱者子贵，以郑贵妃之得宠，必然是福王朱常洵成为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