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妖书案”事件过程介绍，“妖书”真正作者是谁？

“妖书案”迟迟无法侦破，东厂、锦衣卫的压力越来越重，便加紧对疑犯搜索。十一月二十一日，东厂缉获一名可疑男子生彩，据他的供词，其兄生光有重大嫌疑。锦衣卫立即逮捕了生光，并在他家中查获罗纹笺写的手稿等物证。生光原是顺天府的秀才，不过却不走正道，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曾经伪造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和富商包继志的诗，向他们胁诈金钱。

虽然生光这些事情与“妖书”并无直接关系，办案官员却顾不得这许多，他们把为生光刻书的刻字匠徐承惠抓来作为证人，徐承惠招供曾为生光刻过《岸游稿》12张及“妖诗”一版。掌管锦衣卫的王之桢便据此认定，生光就是“妖书”的作者。然而，生光虽然受到酷刑审讯，但始终不肯承认。陈矩知道生光的确不是妖书案的作者，但迟迟不能结案，神宗必然发怒，到时候受此牵连的人会越来越多，而生光妖书案虽然冤枉，但他以前犯的事也已经是死罪，便有意让生光顶罪。

在他与会审官员的努力下，生光终于认罪。据《罪惟录》记载，参与会审的御史沈裕曾厉声对生光说：“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听了这样的诱供，生光不得不自己“诬服”，以后也不再翻供。他叹息道：“我为之，朝廷得我结案已矣，如一移口，诸臣何处乞生？”会审官员得到生光的口供，如获至宝，急忙向神宗报告，声称“生光前作妖诗，继播妖书，众证甚确，自认无词。”神宗于是下令三法司尽快定罪。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刑部尚书萧大亨把三法司拟定生光“论斩”的结论上报神宗，神宗以为定刑太轻，要求从重拟罪。萧大亨心知此案证据不足，“论斩”已经有些过重，不愿再另拟重刑，便请神宗定夺。神宗急于结案，便亲自定罪，以“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的罪名，下令将生光凌迟处死，再枭首示众。

生光被凌迟处死，妖书案也终于结案，但有关妖书案的争论却并没有结束。生光是否真是案犯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有人指出，妖书案的最终定案有如儿戏。据《先拨志始》记载，参加审讯的御史余懋衡向众官员宣布，他定罪的依据是：“昨梦观音大士说：‘妖书系生光造的。’”在场的人听了莫不匿笑。此话传到宫中，神宗也哭笑不得。

沈一贯、朱赓对“妖书”出于生光之手表示怀疑。他们曾就此案向神宗皇帝表示，有关生光的证据“空洞繁言，无足推求事实”，“含糊难明”。当然，沈一贯等人的目的是要找出所谓幕后的黑手，也就是郭正域、沈鲤。史载沈一贯的心腹钱梦皋和康丕扬对生光严刑逼供，希望他指证郭正域，生光却对着他们大骂：“死则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沈一贯）指，妄引郭侍郎乎！”

刑部尚书萧大亨想讨好神宗，再三诱使生光说出“同谋主使之人”，生光拒不服从，抗言道：“我自为之，谁为主使？”在会审时，萧大亨甚至把写好的纸条塞入刑部主事王述古袖中。纸条上写着：“脱生光而归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拒绝：“狱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

还有人说，“妖书”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赵士桢一向慷慨有胆略，“妖书案”发后，杜门不出。据说，生光凌迟处死后，赵士桢精神错乱，屡次梦见生光索命，一病不起。相传临死前，他透露了这一秘密。又传闻，赵士桢临死时，“肉碎落如磔”。所谓“肉碎落如磔”云云，当然是民间关于因果报应的街谈巷议，姑妄听之。不过，由此也折射出舆论的导向：生光死得冤枉。但谁是妖书真正的作者呢？至今依然是个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