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插队为何行不通了？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就指出，最早提出知青插队的是邓小平，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

为何走不通了？首先就是农民对知青不满意。我国人口本来就有80%在农村，“文革”中，农村人口每年以16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土地每年则以582万亩的速度递减。农民已经感到劳动力过剩了，再让他无条件地安置城镇青年，形成知识青年与农民抢饭吃的恶劣局面，他们会真心欢迎知青吗？

其次就是知青本人和其家庭的不满意。从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中便可看出。

再次就是城镇对口单位的不满意。动员知青下乡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政府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做好本单位职工的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乡，还要抽调得力干部为带队干部带领知青下乡，并要抽出资金、物质或技术力量，无偿支援对口安置地区，无疑使各企事业单位不堪重负。

最后是政府也不满意。每年政府要花一大笔经费来安置知青下乡，特别是1973年起提高安置经费标准后，国家财政平均每年拨款8.2亿元。如此高额拨款，不仅未能让知青安心在农村，

而且还不能使各方面满意。有人戏称：国家花了70亿，买了个“四不满意”。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经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步履艰难地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企盼对这一运动的归去有个合理的说法与解决的办法。就连当时的国际舆论对此也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香港大公报》评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右派昭雪，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这一系列政策无疑深得人心。但是中共政府面前还有许多遗留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紧迫也最棘手的当数现在仍在农村的1000万上山下乡知青的就业问题……”

《东京时报》报道：“.......1000万知青是一座火山口，消除火山威胁的唯一办法是扩大就业。但是目前中国政府的经济状况，就业与失业几乎说是一个同义语…… 他们正坐在这座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

美国《远东评论》称：“……从地理位置上看，黑龙江省与另一个敌对的社会主义集团毗邻，昔日沙俄帝国的阴影时刻在北方边界游荡。该省约有100万知青，他们对政策积郁的不满将直接导致北方防线的崩溃……可以预言，中国政府的……知青政策很大程度上将从北方知青的动荡中打开缺口.......”

但在粉碎“四人帮”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忙于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解决知青问题还未来得及提上议事曰程。况且对如何解决知青问题，上上下下还需要有个重新认识的过程。

为了统一认识，筹备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

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顾秀莲主持，采取只出题、不回答的方式，主要听取地方的意见。

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永贵等接见了与会代表，李先念、陈永贵等还在会上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