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插队为何行不通了？

但是，社会上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议论颇多。

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四人帮”搞的，有这样的顺口溜，说：打倒“四人帮”，知青不下乡；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

还有的知青说：过去表示到农村去扎根，是上了 “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有些原来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青年此时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有的知青先进典型或先进集体也开始把挂在墙上的奖状和锦旗摘了下来。

社会上还有这样的议论：“现在宣传少了，典型倒了，扎根不提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围绕这项工作的“冷风大，谣传多”，压力大，思想混乱。

有的说：现在矛盾集中，弄不清上面的精神，说服不了下面的群众，左右为难。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反映到了座谈会上，有的与会者提出了对上山下乡工作应怎样估计的问题:“四人帮”插手知青战线，工作中又有不少问题，究竟主流是什么？ 还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

而对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还要不要提的问题，也是众说不一。还有的人简直是大胆之至，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个“怪胎”。

座谈会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要不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

二是招工政策引起的思想波动，有的地方传说今后国家不从下乡知青中招工了，致使许多知青不满，认为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吃亏了；有的知青点干脆把饭锅门窗给砸了，要找社队干部算账去；还有的回城集体上访。

三是在清查运动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有的地方一提起知青就认为都是“长刺长角”的，一说整顿知青，就想整青年。

四是管理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

对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当时从领导思想到社会舆论，对知青问题的看法都很难拿出有把握的分析来。

一些领导人也不敢贸然表态，当时直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都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不管怎样，当时的知青政策还是如陈永贵所说：“当前的知青工作很复杂，不会有大的变动，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大家不要泄气，要鼓劲，把知青工作抓上去。这个工作不只是一个劳动力安排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人们的思维方式还没有从极“左”思潮的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座谈会上的种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就只能被统一到“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上，所谓的“怪胎论”也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严厉批评。

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进行了报道，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文章指出：

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一批又一批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与工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