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后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办法

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下乡知青子女的“农转非”问题才基本得以解决。

第三件最难办的事：关于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问题。

1977年9月3日，国家劳动总局在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提出：上山下乡插队和插场的知识青年，经招收为国家职工的，插队和插场期间不计算为工作年限。

这就等于把大量插队插场的回城就业知青排斥在工资调整范围之外，引起许多回城知青的强烈不满。

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中，为了鼓励知青上山下乡到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厂）队就业， 规定：从人场（厂）队之日起计算工龄。这就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计算工龄开了个小口子。

1981年7月7日，为了鼓励城镇待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国务院发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规定城镇个体经营者可以从批准经营之日起，按实际从业年限计算工龄。

也就是说，城镇青年，不论从事集体、个体以至上山下乡参加知青场（厂）队劳动的，都可以计算工龄。但唯独把老知青多年插队时间给排除在外，这又使许多老知青对国家政策不满。北京市原插队知青联名写了封信给国务院知青办：

国务院知青办：

我们以急切的心情向您反映关于插队期间的工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虽然在群众中广有议论，但一直悬而未决。在国家机关调整工资的前夕，不得不申诉我们的意见。

我们是1968年左右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1978年前后陆续病退、困退回京。参加工作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工龄问题。和我们差不多同时下乡，从兵团、农场回来的知青都可以从下乡之曰起计算工龄，唯独插队回来的需要从零开始，好像这10年都白干了。我们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合理。

众所周知，在当年的时代，无论是去参军、去兵团，还是去插队，都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十年动乱中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去插队完全是根据组织的分配，是当时的大政方针，我们响应号召去了，是听党的话的表现，比那些少数在北京软磨硬泡、赖着不走的人强多了，可是结局呢？ 他们在我们走后不久就分配了，现在已是有十几年工龄的3、4级工了，而我们呢？流血流汗地干了十几年全白搭了。

30多岁了，再从头开始，这能让人服气吗？ 最艰苦、最贫困的也莫过于插队的，我们没有工资，没有节假日，没有公费医疗，没有探亲假，不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都比其他同龄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然而，别人的10年都得到了组织的承认，唯独我们这10年无人承认，这太不公平了。这样人为地制造出同龄人之间的悬殊差距，有百害无一利。

首先，直接影响了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由于没有工龄，不仅工资级别低，而且看病（病假扣工资）、住房（凭工龄分房）、调级（没有工龄难于和别人竞争）、子女入托等等切身利益问题都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都是30开外的人了，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已经35、36岁了，绝大多数巳经成家立业有了孩子，父母年迈需要赡养，但一般是二级工，工资只有30多元，最高的40出头，在物价上涨的今天，生活负担之重是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