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是如何被政治化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城镇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就业。

1968年夏，“积淀”了3年的1000多万中学生，齐刷刷地站在了国家领导人的面前。这部分人如何安排，关系到刚刚稳定的局面能否保持，因此必须就他们的出路做出尽快地抉择。

毛泽东对此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1968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指示中批示道：

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在大学，且在中学。

中央据此，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着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 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后来人们把这个批示精神简化为“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 说是“四个面向”，实质上对于中学毕业生来讲，主要是面向农村。其中“面向边疆”指的是边疆的农村，“面向基层”也指农村的基层，即参加农业生产。

而“面向工厂”那只是一句话而已， 因为在政治动乱的“文革”时期，一切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都遭到了瘫痪性的损失，整个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 企业人浮于事，根本不可能再大量地增加新的职工。

各地在贯彻落实“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时，无不把安排的重点放在广阔天地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强调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

通知应用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知识青年 “自觉地报名下乡上山，服从国家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对于农业户口的毕业生，应迅速动员他们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也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生产建设。”

紧接着，山东、贵州等省市“革委会”都相继就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作了决定。就这样，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在全国迅速兴起。

为了尽快解决“老三届”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这时的新闻媒体，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报道骤然增多。1968年五六月份，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等人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大谈其下乡的伟大意义；新的楷模层出不尽，蔡立坚、吴小明等名字由于新闻媒介的宣传而闻名全国。

陈勇是北京13中的高中毕业生，也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曾在1938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年仅16岁，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付出了受伤三次的代价，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是陈勇心目中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