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而讲话中的那句“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则可以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的翻版，也正是这个“翻版”才最能打动青年的心，以至成为当时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喊得最响的口号。

这年的夏天，一些城市的下乡知青又开始增多起来。但这时仍是由组织出面安排城市青年下乡试点，处于摸索经验阶段。

6月18日，湖北武汉市组织首批81名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成为全国动手最早的城市。接着武汉市又组织第二批和第三批共3800余名青年分别于8月初和9月中旬下乡。长春、沈阳、天津、青岛、济南、包头、北京等城市，在一两个月内也相继组织了1000余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

到1958年上半年，全国下乡知识青年约1.5万多人，其去向主要是到城镇郊区，只有少数是到山区。

当时中央是这样考虑的：

首先，农村是特别需要劳动力的，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特别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

其次，城市中的青年学生大部分对下乡务农是持抵触情绪，要选择一些家境贫困且思想觉悟相对高的青年学生先下去；

第三，由于离城市很近的郊区与城市区别不大，可组织青年就近到郊区参加农业劳动；

第四，选择一些基础比较稳固的农业合作社，并同有关的农业社达成协议，把青年学生分散安置在社里的积极分子家里住。

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即可使下乡上山运动持续发展下去。但在当时，许多的具体矛盾应运而生：农村是否需要这些城市青年？城市青年下乡以后是否大有作为？尤其是下乡以后城市青年的生活怎样安排？经费由谁承担？

政府过多地照顾学生，农民不满；对学生卡得过严或根本不管，学生反感，等等。尽管当时的武汉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做得比较好，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全国各省也纷纷参照执行，但问题是农民与城市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的。

想想，农民是带着自己的土地、牲畜等财产，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又天生具有狭隘的农民意识，城市青年如果像玩空手道似的加入进来，不仅农民不答应，就连农业社也不会允许的，即使是知青交纳入社基金，但那是属于向社里贷的款，对农民和农业社来讲都属于额外的负担了。

如果让知识青年交纳入社基金，在下乡三五年之内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的工分偿还这笔钱，那知青又拿什么生活？这对知识青年来讲也是不公平的。知识青年下乡不仅是加入到农村这个天地当中去，更重要的是要生存，没有基本的生活费用还谈何大有作为？

比如当时的湖南衡阳市郊有叫北塘和五一这两个农业社，共有17个下乡的城市青年，据他们的收入统计，一般每人每月能挣到15元钱，最多的也有30多元，当地的宣传机构据此而下了个结论，说照当地伙食费标准每月9元计，城市知青只要安心劳动生产，一般都能维持生活并有节余。

事实上，伙食费只是生活费的一部分，他们还要偿还他们入社的交纳基金呀。所以说，“大有作为”这个带有理想色彩的口号实际上是与现实脱节的。

尽管“立志做祖国新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