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简介：李元昊建西夏前做了哪些改革？

一时间，党项羌人争相剃发。在服饰上，李元昊参照中原王朝、回鹘、吐蕃等族的服饰规定了党项羌自己的服装。用服装的颜色来区分人的身份等级，规定自己身穿白色窄衣，头戴红里毡冠，冠后垂红色丝带；文武官员们穿紫色、红色的衣服；平民百姓穿青色、绿色的衣服。

李元昊对以前受唐宋影响的礼乐制度十分不满，认为汉人的礼乐“不足法”，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他在机构中设置了专门掌管音乐的“蕃汉乐人院”，简化了礼乐制度，将“吉凶、嘉宾、宗祀、燕京”各种场合中的礼仪“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下令国中执行，不从者，格杀勿论。

大兴文教。在恢复党项民族传统方面，野利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同李元昊一样，兼通党项和汉族两种文化，史称他“多学识，谙典故”。李元昊命野利仁荣依据党项羌语，仿汉字笔画而创制了西夏字。李元昊对西夏字特别重视，把西夏字看成是自己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尊其为“国字”，在全境范围内大力推广。

在行政机构中专门设置了“蕃学院”，负责以西夏字撰写西夏与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的文书。在各州设“蕃学”，培养专门的蕃学人才。西夏文字的创制虽然有利于党项羌族彰显独立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项羌族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隔阂，不利于民族融合。

大兴土木。李元昊继位后，改兴州为“兴庆府”，同时为了配合他称帝的需要，又在李德明建成的兴州城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广建宫城殿宇。据史料记载，李元昊新建的都城“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

他所建成的兴庆府在规划布局、建筑模式上，都是依照唐宋都城而建，就连城门的名称都仿唐宋都城，用“光化”“南薰”等来命名。今天，宁夏银川市的街区名称还有“光化门”“南薰路”等，其历史渊源就在于此。李元昊在贺兰山下还修建了行宫，专供皇家享乐。

经济上，注重发展农牧业。党项羌族人民自五代到李元昊继位的数十年间，已逐渐进入农耕时代。兴、灵一带地处黄河流域最富庶的前套，秦汉时，这里已引黄河水灌溉，开凿了秦家渠、汉延渠、汉伯渠，后魏、后唐时又开了艾山渠、唐徕渠。李元昊为了开垦贺兰山东麓一带的荒地，又开凿了一条新的渠道，称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李元昊还在国家机构中设置了“农田司”和“群牧司”，分别管理农业和畜牧业。

全面整顿了军事建制。李元昊把党项部落兵制与中原兵制相结合，建立了西夏的兵制。西夏的军队分为“正军”和“抄”。征兵的办法是：每两丁中取正军一人，每四丁中抽取二人为“抄”，每一正军配二“抄”。正军专门从事战斗，“抄”则随军担负杂役。李元昊为了加强对境内广大党项羌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统治，增强军事力量，根据西夏地广兵多的具体情况，把军队依所驻地域分为左、右两厢和12个监军司。

其中在今宁夏境内的监军司有两个，即左厢静塞军司和西寿保泰军司。每一个监军司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数十名，分别由党项和汉族人担任，“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作战机动性。

李元昊建国时的兵力约50万人，分布在以都城兴庆府为中心的一个三角线上，其中兴庆府兵力7万人，灵州（西平府）5万人，河北安北路一带7万人，防止辽的进攻；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山、惟精山等5万人，防宋朝的进攻；左厢宥州路5万人；右厢甘州路3万人防吐蕃和回鹘；贺兰山驻兵5万人。

李元昊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有意标新立异，但实际上，这些不过是中原王朝封建文化的翻版，是长期以来党项羌族人民与李元昊的祖先们学习汉文化的结果。宋朝大臣富弼曾概括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说明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