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也深感“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是那么很顺利，阻力不小。于是他决定利用红卫兵的出现来扫除“文革”的障碍。8月18日，重新排定座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了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的百万红卫兵。接着又在同年的9、10月间先后7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1100万红卫兵，把红卫兵运动推向顶峰。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革命师生 来京，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都由国家财政开支。这就使得红卫兵的大串联得到了合法的地位以及必要的经济担保。

狂热的青年学生们在中央领导人的保护和认可下，他们身穿绿色军装，臂带红色袖章，手捧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的革命歌曲，“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不知疲倦地四处串联，“荡涤着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赃物”， 播撒着红卫兵的“造反”火种。

红卫兵的大串联，冲击着各级党政机关，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也因此很难进行下去。许多的下乡知青在红卫兵的感染下，纷纷丟下手中的锄头，披上红色的造反外衣，融入了疯狂的造反行列。

据当时在中央安置办公室的同志回忆说，过去接待下乡知青上访的人数，每天少则3、5人，多则也不过7、8人，很少有超过10人以上的，这些人主要是要求解决下乡插队中的生活待遇的具体问题。而此时则大不相同了，下乡知青与红卫兵混在一起，大批大批的返回城镇“闹革命”。

当时各地涌向北京的下乡知青就有6、7万人，其中一些人在红卫兵的影响下，成立了各种形式的“造反”组织和“联络站”，鼓动更多的下乡青年回城“造反”。

这些回城造反的知青的心态都不同，很多人是出于对革命的热情，有些人则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因为他们在下乡时饱受当地干部的歧视、迫害，现在是算账的时候了。

1966年8、9月间，从广西等地来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首先占领中央安置城市知青下乡办公室，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

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大量档案流失，公布了处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还相继召开批斗会，对中央安置办的领导人进行批斗。

中央安置办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 安置办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大院工作。

据这位同志回忆，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而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但在当时对户口实行严格管制的情况下，返城青年的这种要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红卫兵运动使得全国陷入一片混乱。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已发出《关于北京市大中学校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和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规定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各地进行串联。1967年3月19日，中央明文规定停止全国大串联。

红卫兵的大串联停止了，那么，返城的下乡知青和其他来京人员也不应该继续串联和逗留城市。1967年，中央和国务院在三个文件中提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