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月11日，在《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的第三条，就谈到下乡上山的知青返城上访、请愿等等，说：“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立即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2月17日，在《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中规定：凡留在外地进行串联、请愿、上访的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否则将依法惩办。

10月8日，在《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中又规定了六条处理措施，要求回城的知青返回农村，“革命干部要带头动员子女返回农村”。各单位要把“上山下乡工作当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认真抓紧抓好。要分工负责地处理好下乡工作的问题”。

中央的三个文件下发以后，一些城市红卫兵组织暂时停止了和返城知青联手造反的活动，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大会，还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各地来京“造反派”和上访人员“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至此，返城风波平息。

返城风波的平息，实际上又孕育着一场最汹涌的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正如《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 1980年）》一书所说：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他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

……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 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

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极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即新红卫兵）……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

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从1967年10月开始至1968年夏季之间，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只不过国家在对待这件事上采取的是支持与鼓励的态度，许多的新闻媒体对此也是给予了大力的宣传。

虽然也有数以十万计的大中小学生上山下乡，但它较之庞大的城镇毕业生总数来讲，仍然是不成规模。真正有组织有步骤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6、1967、1968年的“老三届”